有阎立本“非宰相器”之说

新、旧《唐书》评阎立本“以末技进身，非宰相器”。追踪溯源，应来源于唐代《国史》。唐初太宗、高宗两朝国史多出自许敬宗之手，而被人诟病。阎立本“末技进身”之评实则暗含隐情，其担任右相时的为政举措或许才是被“时人”诬以“非宰相器”的真实原因。张彦远曰：“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笔者一向以为非偏介之语。而阎立本的“才多辅佐”或许确是中肯的评价。

▌阎立本（约601～673年） 唐代画家，官至宰相，雍州万年（今西安临潼）人，出身贵族

立本在画史中是杰出的画家，实际身份则是位极人臣的宰相。

然而身后诸多史料对其都有类似“以末技进身，非宰相器”的评价，且未详缘由。阎立本在唐高宗朝官拜右相及中书令一职，官位至重，若仅凭“丹青”则可进身至此，不免令人为之不解。

▌国史的疑惑

关于阎立本“以末技进身，非宰相器”的评价，最早出自《大唐新语》。是书仿《世说新语》而作，将阎立本列于《惩戒》篇首，其文如下：

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以末技进身者，可为鉴戒。

此书多取材自《国史》旧闻，作者刘肃，书成于“元和丁亥岁”（807年），是阎立本身后130余年而作。《历代名画记》成书（847年）晚于《大唐新语》40年，记载略同，都着重叙述了阎立本“临池受辱”一事，此记载也称来源于《国史》。以后的新、旧《唐书》中的记载也略同。都意在说明阎立本是以绘画“末”而受宠遇，因此诸史料对阎立本都做出了“以末技进身，非宰相器”的评价。

张彦远对“临池受辱”一事本身就有怀疑：“阎令虽艺兼绘事，时已位列星郎。况太宗皇帝洽近侍，有拔貂之恩；接下臣，无撞郎之急；岂得直呼画师，不通官籍。”

▌唐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之《光武帝刘秀》 何以“非宰相器” 全图为绢本设色 纵51.3厘米 横513厘米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唐初高祖、太宗两朝《国史》多被世人诟病。《旧唐书·许敬宗传》载：“初，高祖、太宗实录，静播所撰信而详。及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新唐书》亦评：“敬宗自掌国史，记事曲阿。”此事在当时并非秘闻，张彦远的置疑即在于许敬宗《国史》的编纂。清代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中评阎立本绘《秦府十八学士图》，其文曰：“图乃绢本，立本画，于志宁赞，沈存中跋，旧称三绝。图中人物如生，独许敬宗作回首忸怩状，苏世长头秃无发，脑旁七痣如星，且肥短多发，极为丑陋。”此画作于武德四年（622年），若孙承泽所言属实，那么是否许敬宗借用《国史》以报复阎立本，此可为一种推测。

▌流行的说法

《大唐新语》称“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历代名画家》亦称“时人谓千字文语”。阎立本“以末技进身”的评价在当时应为一种流行说法。所谓“进身”应有两层意思，即录用或提升。“末技”，当指绘画，谓阎立本应以绘画才能踏入仕途。但细究史料，此说或较难成立。

▌以怎样的“末技”进身

1.入仕的门径

阎立本历任库直、主爵郎中、刑部侍郎、匠作大将、工部尚书、右相、中书令等职。《历代名画记》载：“初为太宗秦王库直。”库直也称库真。《旧唐书·职官志》释：“诸军骠骑将军为统军，其秦王、齐王下领三卫及库直、驱咥直、车骑并准此。”“又有库直及驱咥直，库直隶亲事府，驱咥直隶帐内府，各于左右内选才堪者，量事置之。”此“直”官，为当值之意。宋代沈括言：“直官，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阎立本实为秦王府之亲卫官。此官由来已久，至唐贞观年间被废止。

能充任库直者其实并不简单，虽有“选才堪者，量事置之”之说，但实际多出自名门亲贵子弟，且多为此群体的起家官。

阎立本出身贵族，其先祖自北魏以来，多以战功获封大将军、郡公。其父阎毗原为北周驸马,入隋后官至将作少监,并以工艺方面的才能受到炀帝恩宠。《资治通鉴》载阎立本绘秦府十八学士一段，特别对其中人物做以注释：“允恭，大宝之弟子（蔡大宝辅后梁主萧慽）……相时，师古之弟（颜师古以硕学名）立本，毗之子也。”其中将阎毗与颜师古等时流并列，足见阎氏家族在当时的影响。依此而论，阎立本较大的可能应是凭借门第关系踏入仕途，况库直一职原本多为亲贵子弟的起家官。阎立本日后仕途坦荡，不难推断一部分因素即得力于以此官入仕。阎立本自言“吾少好读书，

▌唐 阎立本《步辇图》 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辞不减跻辈”，或许并非负气之下的辩驳。关于唐代选拔人才，《资治通鉴》载：“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唐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辞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计资量劳而拟官。”“文辞”恰是当时入仕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阎立本此语是在辩解自身的出身，但尴尬的却是“今独以画见名”。

2.仕途的凭藉

《唐朝名画录》又载“阎立本，太宗朝官至刑部侍郎，位居宰相。”此意或指阎立本居刑部侍郎时，已位列宰相。唐代宰相实行委员制，常以他官加“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参议得失”等名号参与机要，即为实际的宰相。《太平广记》载：“阎立本，唐太宗朝，官位至重。”至重无过于宰相，那么阎立本在唐太宗朝即官居宰相是极有可能的。

《新唐书·狄仁杰传》载：“举明经，调汴州参军。为吏诬诉，黜陟使阎立本召讯，异其才，谢曰：‘仲尼称观过知仁，君可谓沧海遗珠矣。’荐授并州法曹参军。”阎立本时以工部尚书任黜陟使巡检一方，对于狄仁杰可谓慧眼识珠，有知人之鉴。黜陟使是中央派出巡检地方官吏的要职，若无特殊资历、才学，绝难委以此任。

阎立本于总章元年（668年）官拜右相，后于咸亨四年（673年）卒于中书令。右相和中书令在唐高宗朝实为一官。中书令一职《辞海》注解：“至唐代，非有特殊资望者不授此官，任宰相者多仅授以中书（或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阎立本在当时若无“特殊资望”，仅凭“丹青”担任如此高官，似乎是一个玩笑。但史书评以“非宰相器”，又是因何下的结论？

▌何以“非宰相器”

关于“非宰相器”的评价，成书较早的《大唐新语》所给原由是：“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以末技进身者，可为鉴戒。”

“以末技进身”的评价即是因关中饥荒，阎立本放国子监学生归，却又令中下级的办事人员通晓“一经”而得出的。此举颇似荒唐，那么事实果真如此，还是另有隐情。且看《资治通鉴》中记载的贞观十四年（640年）事：

十四年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上大徵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以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两千两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以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

▌唐 阎立本《步辇图》 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命国子监学生能“明一大经”即可补官。宋代胡三省注：“唐取士，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这本是为解决唐初人才匮乏的一时之举，但之后出现了四方学者云集，甚至藩国酋长也送子弟入国子监求学，人数多至8000的盛况。其势已成唐初读书人入仕的一大通途。但此途在阎立本官拜右相后，因关中饥荒而勒令暂行中止。

阎立本真是因饥荒而解散了国子监？通一经，乃是为国子监诸生解决授官问题，而中下级官员被限令通经又有何用？其真如当时人所耻笑的那样，因“以末技进身非宰相器”，才行径如此。《资治通鉴》中所载显庆二年（657年）之事或可道出实情：“以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仍知吏部选事。祥道以为：‘今选司取士伤滥，每年入流之数过一千四百，杂色入流，曾不铨简。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余人略尽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需之数。望有厘革。’既而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伦与祥道详议，而大臣惮于改作，事遂寝。祥道，林甫之子也。”

唐初人才匮乏，《资治通鉴》载：“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但到显庆二年与唐初情况大异。依刘祥道所言，显庆二年每年只需选士500人，但每年授官者多至1400人，而且授官者并无铨选。关于建立合理的铨选制度，解决取士伤滥一事，经时任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的刘祥道提出后，有杜正伦附和，唐高宗也表示支持，但遂因阻力太大，牵动利益关系众多，而不了了之。刘祥道其父刘林甫，原吏部尚书，刘祥道原任吏部侍郎，两代供职吏部，应对唐初取士的积弊知之甚深。刘祥道于麟德元年（664年）拜右相，此事或再有起色。但同年因上官仪与唐高祖密谋废后一事不成，被诬获罪下狱至死，刘祥道素与上官仪友善，因而受到牵连，迁为礼部侍郎，此事遂废。直至总章二年才又有了转机，《资治通鉴》载：“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牓（同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

当时改革取士伤滥，一在减少取士名额，一在铨选。铨选机制于总章二年已由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员外郎张仁祎建立。贞观十四年限令国子监学生“通一经”即可授官之举到显庆二年，（657年）已是造成冗员的主因。减少取士名额，即应解决此事。阎立本曾任吏部主爵郎中，对唐初取士积弊应有相当了解，任右相后，以关中年饥而“放国子学生归”实乃借口，真正目的是为取消国子监学生“通一经”即可授官的惯例。此乃缓解当时取士弊政的另一有效手段。

▌唐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之《吴主孙权》

《大唐新语》载阎立本官拜右相“时以年饥”，实际情况是自总章元年至咸亨元年都有饥荒。所以《大唐新语》中“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之事最早应发生于总章二年。阎立本于总章元年拜相，时已岁末，实际发挥作用应在总章二年，铨选制度亦在此年实行，怎能说这一系列重大的吏治改革与当时任中书令、右丞相的阎立本无关，而“放国子学生归”又怎能被简单地解读为荒唐之举。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止国子监学生“通一经”即授官的惯例。势必牵扯到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现实利益，此利益群体或因此而仕途受阻。而这一部分人不但规模庞大，且有一定背景，如《资治通鉴》所言：“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可以说其势力遍布四面八方。由这样的群体所引起的舆论非议，在阎立本身后流行广泛，甚至成为普遍观点，以致正史亦谓阎立本以“末技进身，非宰相之器”。此种冤案，若阎氏泉下有知，又会做何感想？

▌结语

近代弘一法师曾告诫弟子：“应使文艺以人传，莫使人以文艺传。”其语源自《旧唐书·王勃传》，其中裴行俭认为：“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扬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裴行俭和阎立本曾同朝为官，此番话也可反映出当时人的一般看法。

▌唐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之《隋炀帝杨广》

阎立本于武德四年为秦王府绘制《秦府十八学士图》，贞观十七年画《凌烟阁功臣像》，这些都是深具政治含义题材的创作，此等重任委以阎立本，足见皇帝的信任、器重，以及阎立本的艺术影响。但阎立本身后的评价越来越将其艺术名声强化，而政治功绩则逐渐被淡化。阎立本解散国子监，触动利益阶层，使不公正评价流传，令其政治才干最终被画名掩盖。新、旧《唐书》将其传附于阎立德之后，内容只有相关绘画逸事一则，目的旨在作为“鉴戒”例子。史料记载如此，其原由或许最早可以追至许敬宗编纂国史的好恶，但亦是推测。而阎立本画名的日盛，为政期间的举措，如此众多因素都促成了后世的史评。阎立本自太宗时便居高官，自总章元年拜右相，到咸亨四年卒于中书令，实际居右相一职约5年，官位至极，但于史书却落下“非宰相器”的评语。

谓阎立本“以末技进身，非宰相器”在历史境缘中或是一个必然。阎立本因“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却显示出极高的为政手腕，借年荒之时，除唐初选官之积弊。人情不可违，在此利益博弈中，“以末技进身，非宰相器”的舆论成了利益损失者的一种泄愤和心理平衡。阎相若不能画，“国子学生”对其又将会有何评价呢?

本文根据山西吕梁/刘涛《有阎立本“非宰相器”之说》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收藏》2015年0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