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常用印“任伯年”白文方印研究

任伯年是中国画海派画家前期巨擘。他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借鉴西洋技法，吸收民间元素，融会诸家之长，形成了造型准确、清新明快、雅俗共赏而独特的个人画风，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发展，是近代美术史研究的关键人物之一。目前，对任伯年常用印的研究是任伯年研究的一大空白，对于任伯年私人用印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面图像整理，尚未涉及对单个印章深入考究和分析，印章具有生发意境、平衡画面的作用，也是书画断代、鉴伪的重要佐证，本文拟就以任伯年的一方常用 印“任伯年”白文方印为例(图一)，主要从艺术特征、同文同形印、钤印规律三方面对任伯年私印作一初步探讨。对馆藏任伯年绘画上作者自钤印的整理，发现由徐三庚篆治的一方“任伯年”白文方印，在使用过程中多次出现印边残缺、印文破损等现象。该印在钤盖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变化主要是由印章质地偏软、使用年份过久、保护不当等因素导致的。“任伯年”印在任氏传世绘画上呈现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不可逆印形特征，可为任伯年书画的断代和鉴伪提供依据。

一 “任伯年”白文方印的创作者与艺术特征

图一 任伯年 徐三庚篆刻

“任伯年”白文方印是任伯年常用印(图一)，徐三庚篆刻，收录于《中国历代篆刻集萃：赵之谦、徐三庚》一书中。五口通商后，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大批商贾巨 富、文人雅士前来谋业，徐三庚是任伯年好友，两人为同一时期从浙江辗转沪上并在海上享有盛名的艺术家。

该“任伯年”印在任伯年馆藏传世绘画中多次钤盖，能够形成同印互证，又收录在篆刻家徐三庚的印谱中，因此，此印在很大程度上可确认为任伯年生前用印。该印刀法精到，运笔舒展，线条旖旎，尤其布局章法别具匠心。印人徐三庚在构思印面时，采用了挪让的技巧，让笔画简单的“任”字只占据印面右边三分之一位置，在笔画安排上，“任”字采用了缺笔的书写方式，将“壬”的三个横向笔画有意缩短，以缩小印面右半部分的布白来平衡笔画较繁的“伯年”二字。整个“任伯年”印，字与字之间的照应、笔与笔之间的挪移配合得恰到好处，若隐若现的缺笔效果，以笔画代边的构思，虚实相生、颇具古风雅韵。

二 “任伯年”印的同文同形印

图二 任伯年 《人物图》钤印

图三 任伯年 《桃禽月色图》钤印

除了“任伯年”一印外，在任伯年馆藏传世绘画中，还存在两方与该“任伯年”印相似的同文同形印(图二、图三)，分别见于《人物图》(图四)和《桃禽月色图》(图五)两幅作品中。两方同文同形印与徐三庚篆治的“任伯年”印印相形态极其相似，仔细对比却大有不同。《人物图》中的“任伯年” 印白文线条较为粗拙，笔画间布局过于紧密，形制稍显稚拙。钤于《桃禽月色图》一图中的“任伯年”印“任”字竖画歪斜，印面布局左紧右松，结体松垮，形制涣散。在艺术上，两方“任伯年”同文同形印均不及该“任伯年”印精美。

图四 任伯年 人物图 1877 西泠印社藏

图五 任伯年 桃禽月色图 1880 中国美术馆藏塵

这种存在细微差别的同文同形印之所以在同一个书画家作品中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曾经一度得到任伯年书画真迹的竖子贩估，利用画作上钤盖的任伯年常用印仿制伪印，钤盖在书画作品上伪造任氏真迹，用以欺世牟利。还有一种可能是，画家命人用一方印稿篆刻了多方印章，这种可能在该“任伯年”同文同形印中似乎难以成立。首先，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方“任伯年”印是著名篆刻家徐三庚所治，那么印稿、印面设计定是出自徐三庚之手，倘若徐三庚据此印稿篆治了多方印章，定会挑选自己最为满意的一方赠予好友任伯年。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将诸同文同形印归为同一印稿篆刻的另一方印章，此印应该在任氏传世绘画中多次钤盖，能够作同印互证。分别只在《人物图》和《桃禽月色图》中钤盖的“任伯年”白文方印均为孤立的难以作同印互证的同文同形印，这两方印章多半是牟利者仿造的伪印。

三 “任伯年”印的钤盖规律

图六 任伯年 《授诗图》 钤印

图七 任伯年 《花鸟人物图册》 钤印

图八 任伯年 《双鸟图》 钤印

“任伯年”白文方印最早见于任伯年光绪五年(一八七九)所作《授诗图》一幅画中，而后见于任伯年光绪六年(一八八〇)作《停琴观泉图》、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作《双鸡图》等大量中晚期作品，当属任伯年中晚期用印。通过辑录、整理任伯年馆藏传世绘画中该“任伯年”印图像资料，发现“任伯年”印在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间印面完好无损，此时呈现的应是该印最初面貌(图六)；到了一八八一年，此印“任”字开始出现明显的残破现象，“壬”部分几近消失，仅仅残留数个“朱文小点”(图七)；至一八八三年，“任”字的右半部分“壬”在印面上完全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同年该“任伯年”印印面左边缘亦开始出现细微的磨损(图八)；接下来，在任伯年一八八四年的绘画作品中，“任伯年”一印左边沿残破迹象显著，印面左半部分文字和印边之间的布白几乎完全磨损掉，“伯”字的笔画充当了印的边缘(图九)；最后，到了一八八八年，“任伯年”印“伯”字的左上角有明显残破，“白”字左边竖画几乎消失，在这一时期该印的右上角和右下角边缘较之前也出现了磨损现象(图十)。

图九 任伯年 《云山策马图》 钤印

图十 任伯年 《赤壁夜游图》 钤印

印章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可变性特征，导致印面前后不一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印章使用年份过长或保存不当导致的自然磨损，这种自然磨损致使印面结构发生改变而带来的钤印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即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会连续出现这种变化；第二种是钤盖力度的大小、印泥的干湿以及在不同质地的纸绢上钤盖都会导致同一方印有不同的钤盖效果，清理印面、处理泥垢也会使印面出现局部变化，而这些因素导致的钤印变化是随机的、不稳定的。人为因素一般认为是艺术家为追求某种艺术效果而“有意为之”。明代沈野记述：“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于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文人篆刻鼻祖”文彭为使印章具有汉印的古朴趣味，有意将印的边缘进行“修葺”，这种为追求苍茫、残破、支离的金石效果，而人为“修饰”印面的行为在明清印人篆刻中屡见不鲜。人为因素导致的钤印变化是通过改变印面结构和印文形态来实现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图十一 颐印 《风尘三侠图》 钤印

图十二 山阴任颐 《萍花八哥图》 钤印

通过对任伯年传世绘画中该“任伯年”印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印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数次不可逆的变化，变化一旦出现在以后的钤印中均有表现，这种变化一般认为是印面结构、印文形态发生改变导致的。我们已经知道该“任伯年”印是徐三庚所治，徐三庚在当时是被誉为“海内第二”，篆艺一流的篆刻大家，任伯年既请徐三庚治印，定是对其技艺十分认可。另外，艺人之间也是十分尊重彼此的艺术创作。在这种情况下，画家任伯年断然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将该印多次私自“改造”。排除人为“修整”，“任伯年”印在钤盖过程中出现的数次印面残破现象只能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即由于印章质地偏软、使用年份过久、保护不当等导致的。据文献记载“(任伯年)性疏傲，且嗜鸦片烟，发常长寸许，每懒于濡笔，倍送润资，犹不一伸纸，纸绢山积，未尝一顾”，“其发恒数月不一剃。遇四时佳日，意兴勃然，于是命待诏，煮沸汤，磨快刀，而为之奏刀焉。顾每剃必历数小时之久，以其发若虬，结若猥丛，撩乱不可复理……语人曰：‘任先生每一篦头，青黄亦黑白，各种颜料，自其发中簇簇而落，实为未有之奇’”。可见，任伯年是个不修边幅、行径潇洒之人。“任伯年”印在使用过程中印边磨损频繁，应是用了密度较小、质地松软诸如巴林石之类极易磨损的石材篆治，再加上画家任伯年性情疏懒，不注意保存，致使该印在使用过程中多次出现印边残损、印文缺失等现象也是情理之中。

图十三 任颐印 《米颠拜石图》 钤印

图十四 任颐印 《山溪濯足图》 钤印

一个书画家习惯把印钤盖在画面的什么位置，喜欢把哪些印章联在一起使用，在不同的时期偏好使用哪些印章……这些在他的用印过程中都有体现。该“任伯年”印集中出现在任伯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传世绘画中，是任氏中晚期用印，扇面、册页等小幅作品以及立轴、横卷等大幅作品中均有钤盖。在钤盖位置上， 此印多钤于画家自题款旁边，鲜少出现在画面边角空白处。另外，该“任伯年”印除单独使用外，还经常与“颐印”(图十一)“山阴任颐”(图十二)以及两方“任颐印”(图十三、图十四)四方任氏常用印联用。值得注意的是，“任伯年”印和“任颐印”一起使用最为频繁，与“山阴任颐”联用多出现在任伯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左右所绘作品中，和“任颐印”组合多钤盖在扇面、册页等小幅绘画中。

结语

“任伯年”一印在任氏馆藏传世绘画中多次出现，由印人徐三庚所治，设计巧妙，布局别出心裁。该印最早见于任伯年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作品，而后一直沿用，为任伯年中晚期用印，多钤于画家自题款旁，常和“颐印”“山阴任颐”以及两方“任颐印”联用。在任伯年馆藏传世绘画中存在至少两方“任伯年”同文同形印，两方同文同形印篆治不精且在任氏传世绘画中不能形成同印互证，在很大程度上可确认为牟利者仿制的伪印。值得注意的是，该“任伯年”印在钤盖过程中先后数次出现印边残缺、印文破损等不可逆的印形变化，诸多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印章质地偏软、使用年份过久、保护不当等因素导致的。该“任伯年”印在任伯年传世书画中呈现的不同时期的用印特征以及不可逆的变化历程构成了任伯年绘画断代、鉴伪的重要依据。任伯年是清末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自古以来不乏出自坊间瞽矇贱工之手的任伯年伪印钤盖在书画上伪造任氏真迹，许多拙劣伪画、伪印归为任伯年名下，严重损害了任伯年作为一代大家的声誉。目前学术界关于任伯年私印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期待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现，使任伯年生前用印合乎史实地呈现，给予画家客观公正的评价。

( 本文作者 褚福玲，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 )

（节选自《荣宝斋》2018-11总第1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