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捕蝗帖》墨迹为清初临本研究

米芾于绍圣四年（1097）知涟水军，至元符二年（1099）六月离任。《安东县志》载：“守涟二年，多惠政。任满归，囊橐萧然。”知涟水军虽仅有两年，但留下了大量的书法和诗文作品。经曹宝麟先生研究，书于涟水的作品就多达二十一幅。可以说，这一期间是米芾创作的旺盛期。《捕蝗帖》即为其中之一。

米芾《捕蝗帖》（墨迹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墨迹《捕蝗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行书，纸本。高30.2厘米，宽46.4厘米，凡十三行，共一百零六字，书札一则。《平生壮观》等诸多古人著作均有着录，曹宝麟先生编著《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有收录，并作考释。全文如下：

芾顿首再拜。承清问，属邑捕蝗海浦，方暑，恭惟劳神。弊邑上赖德芘，幸无蝗生，而雨沾足，必遂小丰。闻海境去弊境百里已上，曾有些小，今已静尽，亦恐民讹，不足信也。近有《秋祭文》上呈，可发笑。鲁君素谤芾者与薛至亲，一体加毁。幸天恩旷荡，尽赖恩芘及此，愧惕愧悌。芾皇恐。     

后附考释：

从此帖方悟《葛德忱帖》所谓“海蝗”，实海州飞来之蝗。海州在涟北邻，处沂蒙之东，故云“自山东来”。此帖当寄楚州长官者。涟水原为县，隶楚州，元佑二年复为军，其实仍隶楚州。米有《狱空行》，首句云：“楚州五邑口百万，扰静尽系太守公”，帖中自称“属邑”，概可知也。“薛”或指绍彭，不知何事得罪，遂使鲁某“一体加毁”？惜不可考。元章至涟当年夏旱，此云“雨沾足”且度年丰，则必作于元符元年六月。

经曹先生考释，此帖确有其事。虽然有些失真，说它向壁虚造或非允言。

张伯英先生在其《诸帖刊误》中未言其伪。

王壮弘先生则在《碑帖鉴别常识》中将之列为“伪迹”。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连起先生认为《捕蝗帖》墨迹本是摹本。

综合上述诸公观点来看，《捕蝗帖》亦确有来历，米芾写过《捕蝗帖》是可以确认的。而《捕蝗帖》墨迹本传藏至今，相较其他版本影响更为广泛。笔者本着去伪存真，还原本面貌的原则。通过对现存各种版本的梳理和分析，以及与同时期作品的比较，找出最佳本，揭开米芾书作原貌之面纱，得出《捕蝗帖》墨迹本为临本的结论，并考证作伪时间在清初。

墨迹本《捕蝗帖》经清朝内府收藏及摹刻，传播广泛、常见。现存刻帖中刊刻《捕蝗帖》者尚有九部，加上墨迹本，共计十件，详见附表。

除此以外，王连起先生曾在《米芾书法全集》概论里提及，《天益山颠帖》里也刊有《捕蝗帖》，因无此丛帖资料，无法查看。好在水赉佑先生《丛帖中米芾书迹着录表》有该丛帖目录，然未见刊有《捕蝗帖》。

（一）版本梳理

将以上十件《捕蝗帖》对比梳理，我们可分如下三类：

第一类：墨迹本及以墨迹本为母本摹刻

①墨迹本《捕蝗帖》。

②《三希堂法帖》，乾隆十五年（1750）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等奉敕编。全帖三十二卷，在第十五册里刊有《捕蝗帖》。卷尾保留有吴奕跋，而王时敏隶书题跋则未见。

③《谷园摹古帖》卷十九，乾隆中（约1766年左右），曲阜孔继涑选集摹勒。在第十九卷里刊有《捕蝗帖》。

④《仁聚堂法帖》卷五，乾隆三十五年（1770）昆山葛正午撰集，穆大展鎸。

⑤《清芬阁米帖》乾隆三十九年（1774）临汾王亶望撰集，初刻第二册。

⑥《贯经堂帖》卷四，乾隆四十四年（1779）宛平张模摹勒。

墨迹本经多年传藏，损伤在所难免。而以墨迹本为母本所摹刻者，必然保留着墨迹本里文字之残缺。在《三希堂法帖》《谷园摹古帖》《清芬阁米帖》《仁聚堂法帖》等帖中均可看到帖中“足、可、笑、谤、亲、幸、荡、尽”等字的残损情况。因此墨迹本为《三希堂法帖》《谷园摹古帖》《仁聚堂法帖》《清芬阁米帖》等法帖里的《捕蝗帖》之母本毋庸置疑。故此六件可以墨迹本为代表。

第二类：《墨稼庵选帖》

明代郭氏集《墨稼庵选帖》共六卷，万历丙辰（1616）摹刻。清拓本经折装，五页，墨纸高24.3厘米，宽11.1厘米，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卷五刊有《捕蝗帖》。因藏于国外，未见有类似摹刻传世，更未见任何着录提及，也未有印刷本发行，仅见于网络。

该帖笔画肥厚圆润，提按使转自然，书写流畅，风神远胜于墨迹。帖尾“惕”字鎸刻时，母本上虫蛀纸本痕迹，惟妙惟肖得以再现，刻工精良。

第三类：以国图本为代表，有修改处理本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捕蝗帖》。

米芾《捕蝗帖》（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②《玉烟堂帖》明万历四十年（1612）刊成，海宁陈元瑞撰集，董其昌作序，上海吴之骥鎸刻。卷二十三宋元法书卷里刊有《捕蝗帖》。

③《懋勤殿帖》康熙二十九年（1690），从清宫早期收藏的墨迹和古拓本中选辑，奉旨摹勒上石，历时四五年完成，全帖二十四卷。卷十六里刊有《捕蝗帖》。

上列三种共同特征有两点。其一，他们在整体风格和笔画特征上皆瘦劲挺直，且没有出现墨迹本破残痕迹。其二，“毁、承、邑”等字之笔画上缺笔误省特征均保持一致。如若以墨迹本为母本，此三字笔画清晰，必不会有此缺笔误省现象。故将此三件归于一类，暂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捕蝗帖》为代表。

（二）三类版本及同期作品对比

将哈佛本、国图本、墨迹本三类版本整幅作品进行比对，优缺点一目了然。

哈佛本在结构上完全保留了米芾书写特征，在细节上更加丰富，笔画形态与笔画组合更接近米芾书写方式。细审哈佛本，用笔潇洒、提按多变，牵丝转折如折钗铁画，圆润遒利。其提处细如发丝，按处狂狠而斩钉截铁，整体书写流畅，使转自然，神采飞扬。加之在鎸刻中保留了母本上虫蛀纸本痕迹，可见哈佛本鎸刻之精致。

国图本与哈佛本在笔画位置、字形结构上保持一致，甚至可以达到重叠，也保留了米芾特征。但在笔画形态上修改过多，以致字体“瘦劲挺直、缺笔误省”。国图本时间既已知，《玉烟堂帖》刊成时间明万历四十年（1612），早哈佛本四年。而其之所以出现笔画“瘦劲挺直、缺笔误省”现象，必是母本残损不清，在摹刻时经过修改所致。故断定国图本其母本非来自于墨迹本，为墨迹本之前的刻本，或与哈佛本相类，且损毁严重之版本，经过修复加工而成。

墨迹本在三者之中，笔画位置、笔画长短以及笔画之间的结合处理，差别都很大。无论是笔画形态，还是结构组合与另两类版本相比都逊色很多。哈佛本上字的特征，在墨迹本里也有表现，但是都有夸张，书写也生疏不自然。墨迹本具备对临状态下的所有特征。

众所周知书家一段时间内，其作品风格，处理手法，必定类似。所以笔者将哈佛本、墨迹本与米芾同时期作品进行对比，便于读者通过书法风格，来进一步确认考鉴结果。鉴于《捕蝗帖》书于元符元年（1098）六月，米芾在涟水任上。此期间米芾一共留有二十一件书法作品，其中《葛德忱帖》（即《道味帖》）与《捕蝗帖》所言“海蝗”为同一事件，文字有就多重复。故以此帖进行比对更有说服力。

三者相同文字对比：

芾：前两帖起收笔自然，笔画粗细处理手法相同。而墨迹本长横起笔虚尖怯力；“巾”部竖钩没有铺毫，笔画过细，没有前两帖自然。

蝗﹑海：前两帖竟然如出一帖，行笔流畅，提按粗细转换自如，给人以柔中有刚的感觉，堪称绝妙。而墨迹本欠功力，笔画提按过渡失控，笔势不畅，转折生硬不自然。

弊：哈佛本结合《葛德忱帖》可见，右上“文”字之撇尾未出，直接绞转反捺，然后顺势出锋连接下一笔，此两帖处理方法相同。墨迹本则将撇长出，再上绕然后出反捺，有别于同时期之作品习惯用法。出现这样的处理结果，应该是因母本破损，无法辨别所致，这也是墨迹为后人仿制之证据。

邑：前两帖虽字形笔画形状上不同，但在书写韵味上保持一致。两者皆有草书笔意，多用使转。墨迹则显生硬滞涩。

门：主要区别在右上转折处，前两帖转折虽然形态不同，但行笔流畅，过渡自然。墨迹则因功力所限，用笔错误，以致右肩高耸。

德：米芾在书写时，讲究“三字三画异”，相同笔画则必用变化手段。对比三者起笔，特别是“彳”两撇，前两帖均有变化而不同，而墨迹则无变化，且其他笔画的起笔也皆为无精打采状，无法与前两帖相比，神采荡然无存。

必﹑去﹑境﹑有﹑一：前两帖与墨迹比较，都在起笔和转折的处理手法及书写效果上远远高于墨迹。前者起笔自然，没有多余动作，笔画交代干净。而后者则显得拖泥带水。

足﹑不﹑也﹑君﹑者：米芾在涟水时因习草，故字与笔画间多见牵丝，常用草书使转之法，牵丝与笔画连贯重叠处，均转接巧妙﹑过渡自然。而墨迹在此处笔毫则无故绞结，一团疙瘩，行笔不畅而至笔画形状丑陋。

（三）小结

通过以上的比勘，墨迹本不仅与前述两个版本有很大差异，与现存众多米芾其他墨迹比较，用笔和气息也显另类。字法体势、笔画变化虽符合米芾书写习惯，但用笔笨拙扭捏，过度夸张了米芾书写特征。整体气息呆滞不自然，神采全失，与米芾风樯阵马、振迅天真的书风相去甚远。

徐邦达先生《古书画鉴定概论》有关于作伪方法的阐述：一般的作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完全由作者自书自画来冒充，一种则是以旧本改头换面，别立名目。前一种又可分成“摹、临、仿、造”四类，而其中摹与临，临与仿，仿与造，还都有着相互联系的关系。《捕蝗帖》墨迹本符合前一种作伪四类方法中的“临”法，作伪者通过“对临”，既有所本又想书写生动。然而作伪者因临写功力所限，笔画转折生硬，章法安排无法控制，以致最后四行出现拥挤，更使米芾落款挤被至最后一行左下角。墨迹本具备对临的所有特征，故可认定为对临作品。

哈佛本与米芾涟水任同时期作品进行比较，书写风格非常接近，如出一帖。作为法帖，摹刻时除了尽可能贴近原作、追求精致为上以外，还能够反映真实书写笔意，刻成于万历年间的哈佛本鎸刻效果无疑是成功的。能有如此效果，除了刻工水准高超之外，其范本精良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哈佛本极有可能直接摹刻于《捕蝗帖》米芾真迹，或摹刻于接近原作之最佳版本，是现存各版本中最佳者，最接近米芾《捕蝗帖》原貌。

前文从版本梳理以及同时期作品的比勘，分辨出真伪优劣，将墨迹本锁定在对临作伪。本节将对墨迹本后部传藏印记与题跋进行考察深究，如若墨迹本是作伪，其必然还会有其他破绽，如此就更加可以证明对临作伪说之成立，也能进一步推断出作伪时间。

（一）传藏着录梳理

作为传藏重要一环的收藏印鉴和题跋，其包含的资讯量巨大。墨迹本宋、元传藏无考。到了明朝，只有陈继儒在《佘山诗话》里，与倪瓒一起提及两人皆以颠迂得罪所致为人唾骂。其后《平生壮观》《石渠宝笈》《校理中秘书画录》《故宫书画录》等皆有着录，仅有《石渠宝笈》卷二十九记载较为详细。其他大都双言片语，语焉不详。顾复《平生壮观》更仅有“捕蝗帖行书甚佳”一句。现将着录比较完整详细的《石渠宝笈》卷二十九相关内容，摘抄如下:

宋米芾《捕煌帖》一卷上等来四，素笺本行书，卷前署芾顿首，有“寓庸宝藏、黄琳美之”二印，蝗卷后有“八十一翁因是宝玩、陈定平生真赏”二印。拖尾吴奕跋云：“米老书如天马脱御、追风逐电，虽不可范以驰驱之节要，自不妨痛快，朱文公评语也。此帖奔放不羁，以文公之言观之尤信。嘉靖壬午春三月书于东庄竹下长洲吴奕。”又王时敏隶书跋云：“董文敏公尝言：'宋代四家书法皆宗颜欧，而米海岳尤为超绝，脱尽前人窠臼，自出机轴，故能沉着痛快，直抉晋人之神髓。'《捕蝗帖》向为名家叹赏，余今得见真迹，遒劲奔轶，真是平生得意笔，信可宝也。甲辰春杪，西庐王时敏题。”卷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四寸四分。

根据着录进行比较，墨迹本上除正文外，四枚民间收藏印章、八枚清朝内府帝王印章，皆与《石渠宝笈》着录相符合。着录里两段跋尾，却在已出版各个版本里均未见。

由上可知，墨迹本传藏可分三部分。首先最早由明朝黄琳收藏，长洲吴奕在嘉靖壬午（1522）春三月收藏题跋。后百余年无记录。其次至明末清初为收藏家陈定收藏，后经过陈定之手，康熙甲辰（1664）春杪王时敏题跋。于康熙十年（1671）被泰兴季寓庸收藏。最后在乾隆间被收入清朝内府。

《石渠宝笈》有墨迹本着录，进入清朝内府收藏时间则在编撰之前，即1745年前不久。根据《石渠宝笈初编》“凡例”中说明：“书画分干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四处，俱各用鉴藏玺以别之。又'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二玺， 册、卷、轴皆同。上等者则益以'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玺。既分贮四处， 所编字号仍分部排次， 取其便于观览。”墨迹本上乾隆六枚收藏印章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符合《石渠宝笈》上等书画钤六玺记录。随后嘉庆、宣统两帝收藏也就自然了。墨迹本传至清朝着录详细，多枚帝王印章也证实《墨迹本》内府收藏，清府收藏可以确认无误。因此作伪时间当在前两段传藏时间里找。

（二）“黄琳美之”收藏印﹑长洲吴奕题跋均伪：

“黄琳美之”为明代著名收藏家黄琳之印，也是本帖可见最早之收藏者印。

黄琳（1450—1520），字美之，号蕴真、休伯、国器，安徽休宁人，官至锦衣卫指挥。明弘治、正德年间著名收藏家，所藏古籍书画甚富，有“冠于东南”之誉。其藏书楼为“淮东书院”，并有“富文堂”以为宴集欣赏书画之所。明·周晖《金陵琐事》有载：蕴真黄琳，字美之，家人富文堂，收藏书画古玩，冠于东南。传世的众多著名书画上有其“黄琳美之”印，如宋辛弃疾书《去国帖》、宋米芾书《元日帖》、宋黄庭坚书《至立之承奉尺牍》、宋苏轼书《渡海帖》、元邹复雷画《春消息图卷》顾晏跋尾、元赵孟俯书《趵突泉诗》等。

上述作品中的“黄琳美之”印章，皆为同一枚。《捕蝗帖》墨迹本中的“黄琳美之”印章与上述书画作品里的“黄琳美之” 印章两者表面上看差不多，稍加对比就会发现有很多区别。在风格特征上，墨迹本线条圆弧感多一些，转折处也多些圆转，折角不明显。标准件线条挺直硬朗，转折处有折角。在字法字形上，用重叠法对比发现，墨迹本呈正方形，标准件虽方但稍长。

“美”字的上下两个两笔夹角，角度两者不同，墨迹本上的角度要大一些。下部长横，墨迹本也长了很多。“之”字中间竖画，墨迹本则短了一些。而左右两边的笔画横向转纵向的转弯处，墨迹本是个圆弧，而其他则是有明显折角。这些区别并非磨损所至，只能说明墨迹本“黄琳美之”印与上述书画作品里的“黄琳美之”非同一枚印章。

墨迹本卷尾吴奕题跋今均未见，所幸乾隆十五年摹刻《三希堂法帖》卷十五《捕蝗帖》，保留有卷尾吴奕跋可参考。其与《石渠宝笈》所载一字不差，题跋时间为嘉靖壬午春，即1522年。全文如下：

米老书如天马脱御、追风逐电，虽不可范以驰驱之节要，自不妨痛快，朱文公评语也。此帖奔放不羁，以文公之言观之尤信。嘉靖壬午春三月书于东庄竹下，长洲吴奕。

吴奕其人，明朝丰坊《书诀》载：“吴奕字嗣业，长洲人，文定公宽之子。官至中书舍人。临石鼓妙。”《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则误奕为弈：“吴弈，明，字嗣业，号茶香居士，吴宽姪。亦善书，笔法类文定公，《延陵族谱》。”均未载其生卒日期。近些年匡时拍卖数件吴奕作品及有吴奕题跋的作品，相关资料显示吴奕生卒年均标注为1472年—1519年，已与题跋时间1522年相矛盾。然未注出处，不足为据。笔者经过查找，在其同代好友蔡羽《林屋集》 里，发现有一篇关于吴奕的生平资料，则将其卒年锁定：

落魄公子传：吴文定公兄弟三人，其季元晖，生子名奕字嗣业。元晖蚤丧，嗣业秀而弱。文定居京师弗能从，独与母处，读书医俗。年至二十不屑见四方之士，然四方贤士誉吴公子者日益众。嗣业不鼎鼎以偷、不劬劬以隘、不提提以柔从、不孑孑以独立。处乎流俗之世，而能翩翩乎……嗣业事母孝、交朋友以道义，一时名人与深相得。兄弟婚姻，咸笃恩义，居家律己，无或芬华。其堂，即封君之庐，三世无所加。正德丁卯母夫人丧之明年，其弟祠部君暴丧。连哭至亲，遂病不起，是冬卒。子二人：仇、雉。

赞曰：泉不自知其清，味之而愈长。兰不自知其芳，嗅之而愈香。温其君子，遁迹韬光。生不为用，死而旁徨。山虚其巢，水虚其钓。竹无主人，偕我言笑。云兮月兮，悠悠我照。

此文清楚地记载，正德丁卯母夫人丧，第二年其弟祠部暴丧。吴奕至亲连丧，悲伤过度，遂一病不起，当年冬卒。蔡羽与吴奕同为“东庄十友”，行走密切，可信度毋庸置疑。据此可知，吴奕卒年当在正德丁卯次年，正德三年戊辰（1508）冬。那么墨迹本后吴奕跋尾落款时间“嘉靖壬午春三月”的1522年，与吴奕卒于1508年则相矛盾，自然就是假冒。

明朝黄琳收藏印﹑长洲吴奕题跋被证伪，暴露出作伪者炮制印﹑题跋之目的，即是给人营造出墨迹本传藏有序的假象，而便于高价脱手。

（三）陈定﹑王时敏﹑季寓镛三人关系

“陈定平生真赏”印位于季寓庸“八十一翁因是宝玩”印章下方，按照收藏印章盖印惯例季寓庸收藏墨迹本当在陈定之后。故墨迹本在明末清初先经收藏家陈定收藏后，康熙甲辰（1664）春杪王时敏题跋。于康熙十年（1671）被时年八十一岁泰兴季寓庸收藏。陈定、王时敏、季寓庸三人在相近的时间段里经手，那么考证此三人，必是搞清作伪时间的关键所在。

陈定其人，《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有收录，明崇祯至清康熙间人，字以御。明末清初的收藏家及书画商，陈定印章在许多重要清代宫廷收藏书画作品中都有出现，如黄庭坚《苦笋赋》、董源《龙宿郊民图》、米芾《箧中帖》、巨然《萧翼赚兰亭图》等，均经陈定之手。

季寓庸，字因是，大约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天启二进士，三年任浙江余姚县令，四年调临海、济源。五年任河南祥符知县，崇祯初调任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乡，即经营盐业，获资巨大，成为巨富。时人称“富甲天下者，北亢南季”中的南季即指泰兴季家。季寓庸画仿沈周而能登其堂，书宗祝枝山亦能入其室。季寓庸卒年在康熙己酉八年（1669）或康熙壬子十一年（1672）。季寓庸本人喜欢古籍书画，收藏丰富。一代名迹《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神龙兰亭序》（神龙本）曾为其收藏。次子季振宜（1630—1674）字洗兮，号沧苇，顺治三年（1646）中举，四年（1647）再中进士，历官浙江兰溪知县、户部主事，浙江、湖南道御史等。顺康之际号称直言敢谏的两朝御史，清初江浙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藏书家之一，因收藏宋元版本丰富而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时敏（1592—1680），本名王赞虞，字逊之，号烟客，又号偶谐道人，晚号西庐老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明末清初画家，大学士王锡爵之孙，翰林编修王衡之子。

此三人之间的关系，王时敏《西庐家书》中有详细而生动的记录：

季苍苇（按：季寓庸之子季振宜）近日大收骨董，然有目无覩，惟借陈定为眼，近又与钱遵王往来甚密，买其宋板书，一次便有三千金交易。今现在其家。昨托伊人（按：顾湄）来，云先特致意，要到我家看书画，闻此公最刻，惟与陈定胶漆，连年被其骗取几万余金，然信之不疑。此来必受其心印，或仍如前强夺，皆未可知。遵王亦一钻骨剔髓之人，俱非好相识。闻欲与之偕来，我什怖畏。然不能引疾以谢之，正在踌躇未决、辞见两难时耳。（西庐家书丙午九）

滇中王额驸初在郡中，今住维扬，广收书画，不惜重价，玉、石亦未能鉴别，好事家以物往者，往往获利数倍，吴儿走之者如鹜。石谷力劝我不可蹉此好机会，决宜摒挡物件，过江与作交易，渠愿身往，有闾门孟君在扬，寄字二兄，所言亦然。但闻近日额驸公以陈定为眼，去取贵贱悉凭判断，被他一手握定，截断众流，他人遂不得进。定在彼已获二万余金，即近日昆山得李家二三房书画几件，价止三百，到彼即卖千四，可为明证。所冀者，彼系官身，有时入省，若侦他不在扬时，庶可乘骊龙之睡，不然必无幸也。（西庐家书丙午七）

季沧苇与钱遵王交密，近过虞山，钱之宋板书倾筐倒庋与之，共有三千金交易，托伊人先来致意，云欲同遵王到我家看画。向闻此公无真鉴，必旁人赞助始成。遵王尤为峭刻诡谲之人，同来必无好处，心什忧之。十九日果至，季家三友冯硏祥、唐子晋乃其舅、戴寅清乃泰兴拔贡，云在监与汝相识，钱则携老骨董徐砚北、王云谷、石谷父、张子愿齐来赶积。二十日早至我家，尽出所藏与观，亦极道好，但必欲拔其尤，论价又太悬绝，看罢上席，又请敉老（按：张王治）、子俶（按：周肇）、次谷（按：王曜升）奉陪，共酒六桌，所费十金。之外，次日赴彦老（按：王瑞国）之招，我亦与陪，与易宋板《通鉴》等书，亦有百六十金。别时约明朝再过我家，乃下船便皆开去，想无左右为之先容者，我亦不解其中机窍也。极窘中徒增烦费，曾无纤毫以济眉急，何穷人命中无财一至此耶！（西庐家书丙午十）

再结合顾复《平生壮观》中之记录：

唐神龙《兰亭》：……《兰亭》摹本惟“神龙本”差瘦，较诸本称巨臂，因有“神龙”二字长小玺钤记，遂因以为号焉。神龙者，唐中宗纪年，世间惟此卷用此印，在彼时亦郑重无二者矣。金陵陈以御从太平曹氏得之，拆去元人诸诗跋，云是右军真迹，高价以售延陵季因是铨部。铨部亦居诸不疑，忻然以为昭陵殉物竟出人间也，后知其故，乃索诸跋而重装，今仍作全璧，大幸大幸! ……

黄庭坚条《赵景道帖》：澄心堂纸三幅，前一札后二纸，诗八首，本色，小楷精绝。温革、石湖居士各一跋，袁立儒三跋。（皆宋人）。都穆跋。石湖者，文穆范至能成大也。悦生长字圆书，又官大印三，项氏鸡印。纸质甚厚，满面皱纹，古意可爱；装裱时工人以纸厚，则裱卷不平，遂揭去其半，而古意无存矣。此季弟物，为陈以御所豪夺，时形梦寐。壬申春复得一见，顿还旧观，忽忽如昨日事，屈指不觉二十九年，已四易其主矣，一弹指顷无去来，殆近是耶！

鲜于枢条《七纸》：纸色不一，粗松而黄者为多，有款二，无款五，潦草异常。陈以御疑焉，余曰：“此非赝作也，不经意之作也，落笔时，岂计存于四百年后哉？”

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吾宗青霞所世藏，中州袁环中榷浒墅，馈兼金三百而不与也。迨夫马士英枋国，争名利者挟势力购去，以媚士英。士英败，流落金陵，质诸陈以御，取赎时以御欲拒之，于理不可，欲舍之，与情何堪，竟将诸人面目擦损矣。绿珠之陨坠楼前，不足喻也；戚夫人髡钳舂室，庶几似之。

仇英条《册页二十四幅》：陈以御从娄东王氏购去。如“班彪训女”“云中君”“潘松双兔”“猎骑”之类，甚精。一半学刘、李、马、夏者，虽胜之而平平也。

还有吴其贞《书画记》记录其事：

康熙六年丁未（1667）三月廿二日，其末文颇为感慨系之，略云：“以上四卷观于扬州蕃厘观，皆陈以谓（御）携以相识者。以谓（御）有侠气，以千金应人之诺。在扬州雅兴飙起，大收法书名画。既独具特识，复不惜重价，曾不一载，而江左名物几为网尽。而余既有书画之癖，时于以谓得屡睹古人真迹，不其幸哉！是日所见，有者余记中者《万岁通天帖》、颜鲁公《祭姪文》、唐人廓填《瞻近帖》、魏了翁《轿上帖》、唐明皇《鹡鸰颂》、黄庭坚《廉蔺传》等宋元小画四本，其余小品及玉铜窑器不胜计，时丁未三月廿二日。”

由此可知，时为江南大户望族的季家父子，“富于财，欲收尽天下法书名绘，然有志而目力未逮也”（吴其贞《书画记》语）借古董商陈定为眼，助其鉴藏广收古籍书画，屡被陈定所骗。再看王时敏想与额驸公（吴三桂婿王永宁）交易，惴栗不安的就是怕陈定插手。这位又有眼力又残忍，怎不让人悬心吊胆？因此王时敏遇上陈定之类，对自己的收藏不免百倍小心。作为惯犯的陈定是脱不了作伪干系的。经手之书画古籍残遭其疯狂改头换面、妄添伪款、挖嵌弥隙，而向上差配的名迹更当是难以胜数，在书画交易上劣迹斑斑，不择手段、巧取豪夺。陈定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有作伪重大嫌疑。同时具有作伪的环境，有技术、有条件、有动机，且不愁销路。

陈定在书画收藏上颇丰，《墨缘汇观》着录的第一件作品钟繇《荐季直表》就有他的大名。传世的董源《龙宿郊民图》、黄庭坚《苦笋赋》、米芾《致景文隰公尺牍》（以上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魏了翁《文向帖》张孝祥《行书泾川帖》文征明《云山图轴》（以上均藏上海博物馆）、李唐《濠梁秋水图卷》（藏天津博物馆）都有他的收藏印。陈定依仗书画鉴别能力，攀附权贵，常为大阔佬掌眼。《西庐家书》书信乃康熙五年（1666）所写，这个时间段王、陈、季三人交往密切。由此可知于康熙三年（1664）甲辰，陈定将作伪墨迹本胁迫或哄骗王时敏题跋后，在康熙八年（1669）如愿以偿地被季寓庸收藏。故笔者认为墨迹本作伪者非陈定莫属。陈定作伪时间当在1664年之前不久，虽然不能确定详细年月，但可定为清初。

另经考鉴发现“陈定平生真赏”印却有两种字体，甚至同一种小篆字体也疑是两种样式。此印文之收藏印，曾多次出现在古代经典书画作品上，且不少作品都同时有两个版本流传于世，陈定还是脱不了临摹作伪之嫌。那么如果考虑到陈定此印章问题，即使排除陈定作伪。而根据作伪陈定之印，亦知作伪时间当在陈定之后。在墨迹本被内府收藏，且被《石渠宝笈》着录，仍可断定在乾隆十年（1745）之前。那么墨迹本作伪时间仍符合清初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