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琉璃厂，一位不吐真名的老者向古玩店探听古画行情，了解政策。老者最后透露：他竟藏有元代大画家赵孟頫的《水村图》。
《水村图》，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四十九岁时所作。
此画的异常珍贵，除画作本身，难得的还有题咏之盛。连篇累牍，流传七百年，竟前后完整无缺。赵氏于大德六年（1302）十一月望日为钱德钧画此图后一个月，又在裱好卷后再题，时年四十九岁，即将进入创格的开端。主人钱氏在画后拖尾上长题作画原委，并赋记以志盛事。随后钱氏友人四十家，大多为一时名士，有的甚至一题再题，诗、赋、题记，长文短跋，洋洋大观。晚于赵、钱二氏的元人徐关，及明人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李永昌诸题，连同明王敬美、程因可，以及清纳兰成德诸家藏印、清内府印玺，七百年间递藏过程的清晰展现。
老者有意出售此图，条件是必须去吉林临江县的大栗子沟，商议价码，定盘后钱物两清。琉璃厂宝古斋会同故宫博物院派人与之前往，最后以八千元成交。20世纪50年代初，杨仁恺由政府派往东北调查清理征集这批流散国宝，因而对这次小白楼事件及溥仪盗宝的前前后后有最深刻的了解，并亲自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真品就是他在仓库的杂品中发现的。作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之一，杨仁恺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身份、用八年时间全程参与了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工作，并用半个多世纪时间为国家发现、回收、鉴定、追踪了一千余件故宫散佚书画，有“清宫散佚国宝护宝第一人”之称誉，又有“国眼”之誉。
《水村图》何以出现在偏僻的大栗子沟？
就要回到一九四五年八月。
苏联出兵东北，关东军下令伪满洲国迁都通化。八月十一日，溥仪逃离长春伪宫，先奔至通化，十三日再逃至临江县的大栗子沟。四五百溃逃者拥着溥仪，带着数以百计的大箱子，在大栗子沟临时停留下来。此时伪币已是废纸，只有随带的珠宝和名贵书画等硬通货才能维持这一群人的生活所需。有人与当地豪绅勾结，用珍宝换一些日用消费之物；也有“皇亲国戚“在镇上公开摆摊；还有一些溥仪随从，趁乱偷出一些变卖。在大栗子沟一周，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国宝流失。后来的土改运动中，大栗子沟相继发现了原题为唐人韩幹的《神骏图》、传为南宋初期名画家赵伯驹的《莲舟新月图》、误传为宋徽宗赵估的《王济观马图》、明刘铎绘于天启年间的《罗汉图》等卷。
溥仪从长春出逃时，只选了一百二十余件历代书画国宝随身携带（更多携带的则是容易变现的珠玉宝玩）。大批从紫禁城以“赏赐”名义偷盗出来的国宝，尚在长春。某日，一留守的伪满洲国“国兵”巡视小白楼，好奇心驱使其扒着窗户向屋里窥视。发现有许多木箱重叠放在一起。楼门紧闭。启开大木箱，大木箱中显现的是重叠摆放着的许多小木匣。打开一个小木匣，有黄底白花绫包皮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再将包皮打开，现出色锦作包首的卷子，上贴书签，绚带缠着卷子，带上附有白玉别子，背刻图案，里刻图名作者并填有赤金，美轮美奂。又拉开卷子一看，上面有字有画。“国兵”连打开好几卷，觉得差不多一个样，不如一匹锦缎值钱，遂兴味索然，满不在意地拿走几卷，回到了大门警卫室。
在很短时间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全部“国兵”都借值勤之机进入小白楼，由暗偷到明取，随着国宝的越来越少，又演变成了“抢”。
由于楼内空间被大木箱占去，开箱开匣费时费力,稍有一点古书画常识的“国兵”往往还想展卷一观、看看是何时何家名作。时间紧，空间小，着急拿到国宝的“国兵”们欲火中烧，终于按捺不住冲了上去。一卷书画，两个“国兵”抢，最后各得一半了事；一个卷子，几个“国兵”夺，最后一分为三、为四……明中期无锡名家王问所作《万松图》长卷，“国兵”们相争不让，最后被扯成碎片。抢劫者似乎觉得这还“不公平”，进而焚烧，整卷化为灰烬，冲突才算平息下来。
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三马图》（当年苏轼求李公麟所画），至少裂为三段。前两马不知下落，后一马一人连同苏轼赞语前段被香港人陈光甫购去，宋人莲池生、紫芝道人、王震数题后归于故宫博物院。北宋四大家之一的米芾的《行书若溪诗》，誉满书林，属国宝，遭严重损坏。米芾《行书苕溪诗》南宋初进入内府，入元初成为名书家鲜于枢枕中之秘。鲜于氏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家,可与赵孟頫相颉颃，与其秘藏《行书苕溪诗》不无关联。一九六三年四月的某天中午，一青年男子携带一包“破烂”字画到北京琉璃厂荣宝斋门市求售。接待人发现书画上钤有清内府印玺，知是“东北货”（当时对长春伪宫佚出法书名画的称谓），连忙唤醒了午睡中的杨仁恺。随即，碎片清理拼接工作展开，包括《行书苕溪诗》在内的一批国宝奇迹般地出现了。南宋名家夏珪的《江山佳胜图》，纸本设色山水，卷长十米开外，难得有作者署制作年款，被撕成数截，难再恢复原貌。
元代赵孟頫一家的《赵氏尺牍三帖》，收入赵氏本人、夫人管道昇、长子赵雍三札，残去管氏一札。
宋末元初居于“吴兴八俊”之首的钱选，与赵孟頫一起扭转了南宋晚期院体画模式化的颓风，其小白楼中所存八卷有两卷在争抢时被撕毁。钱氏素笺本小卷《三蔬图》，开有元写生一法新风，设色连工带写画萝卜、竹笋、蔬菜三种。一画一题，题为行书七绝，有“自笑相中无肉食，暮年聊尔可园蔬”句。明末清初画卷为苏州古董商人归希之所得，后转售宋牧仲（宋荦）、乾隆时进入清宫，一直保存完好。此次小白楼洗劫中断裂不全。
当时警卫伪宫的“国兵”中有位名金香蕙的，辽东半岛盖县人，被征调前念过国高，卒业后担任小学美术教员，对国画有一定的感性认知，也因此金香蕙在小白楼掠夺的宝物比他人都多。新中国成立前后，金香蕙先后直接间接出售的几件，明吴门四家之唐寅的《事茗图》、文微明的《老子像》、清人张若霭《五君子图》，最后辗转都被收购，归了国家的博物馆，未造成损伤，差堪欣慰。金香蕙外出工作离开家乡、辽宁省盖县开始进行土改。金妻惶恐，怕被查出伪宫文物，一不做二不休，竟将那些书画一卷一卷地送进灶坑。更有东晋书圣王羲之《二谢帖》。按，世传羲之帖均非真迹,《二谢帖》固不例外，但今日能见到下真迹一等唐人廓填本，已是难得眼福。虽为是唐人临本，与传世王氏诸帖同属稀世之珍，又何况拖尾有北宋以下诸名家的观款和题识。另一愚蠢导致的恶性事件，亦有必要指出，以警示后人。
“国兵”王学安“为安全起见”，竟将带回家的法书名画全部埋入地下，且无丝毫保护措施。待风声过去，王学安将国宝们被从地下挖出。虽埋入时间不长，但土地潮湿，致使腐蚀现象极为严重。纸本书画的腐蚀处尚可通过装裱技术大体修复，绢本则大都脆断脱裱，画面上所施色彩更是无法复原，无力回天。唐代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宣和书谱》著录，当是传世孤本，北宋徽宗赵佶题签为杜氏所书，瘦金体书于前隔水鹅黄细绢上，犹存宣和原裱。流传有序。南宋时为奸相贾秋壑所窃据，入元归大鉴藏家张晏所有，明时有董其昌庋藏并刻入《戏鸿堂帖》，清初则为真定相国梁清标珍秘，随后进入清内府。从土中挖出时已满纸霉点，有的地方业已碎破不全，至于原来的宣和装潢已经面目全非。所幸此卷为唐白麻纸制，麻纤维抗腐蚀相对较强，使得作品没有全部霉坏。然纸质已变，墨迹灰暗，有的字甚至脱落。虽经高手全力抢救，原气已伤。
同时被埋入地下的还有相传为唐明皇李隆基《勅毛应佺知恤诏》一卷。此卷为重要文献，又是书法优美的艺木佳构。拖尾有元人张雨以及明人文徵明、项元汴三题。被发现时，装裱已经脱落。朱熹大字行书《自书城南唱和诗》，朱氏大书传世仅此一件，也被埋入地下，伤了元气。这只是王学安经手埋入地下的法书名画其中几件，而同为此举的并不止他一人。
溥仪一九二二年起以“赏赐”为名从紫禁城盗运出宫的国宝法书字画，从北京一路颠沛流离，到天津，到长春，到离散，被国内外各方征集攫取，则是另一段更为漫长且曲折离奇的往事了。
所幸的是溥仪携往长春伪宫的宋元善本。
抗战结束，负责东北地区经济接收工作的张嘉璈到达长春伪宫，发现伪宫内散乱地堆放着的有一批宋元善本书籍。
张嘉璈此人为著名理财专家,还曾担任过民国政府的铁道部长、交通部长，懂金融，又有多年从政经验，学识水平也高，故被国民政府授予接收大员重任。张先生迅速安排其助手凌志斌具体负责，将凌乱的宋元珍本予以彻底梳理。随后张氏将善本书籍点交给当时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代表金毓黻先生，请其保护收藏，以免被无知者当作废纸毁掉。国民政府机关、部队撤离沈阳前，这批宋元善本连同宋元缂丝刺绣一并用飞机运往故宫博物院，时该院院长马叔平先生与金先生为旧交，二人对中国文化皆感情笃厚,彼此交接顺畅。北平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将善本书全部移交北京图书馆庋藏。较之散佚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们最后的结局，幸运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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